蘑菇影视·盛夏未散

县城中学的操场要拆了，改建前学校组织最后一场运动会。高三男生想在四百米接力上向同班的女生证明什么，却在赛前拉伤了腿。影片拍完了他挂靴走过的四圈、看台上递来的那瓶水，以及当晚写了一半又撕掉的信。

复读班的最后一次模拟考成绩出来后，班里决定提前拍毕业照。摄影师按下快门前，一个女生突然站起来走出队伍，因为她要赶去另一所学校见一个人。剩下的人在原地等了四十分钟，照片里那个空位成了全班多年后的心结。

画室里的少年连续三年没考上想去的学校，今年是他最后一次机会。他把课桌搬到天台，每天画到蝉声停止。考前一个月，老师把他的画全部撕了，说问题不在技巧，在他从没画过自己真正在意的东西。

毕业十年后的同学聚会，几个老同学坐在当年常去的面馆里。有人事业顺利，有人刚离婚，有人始终没说出当年喜欢谁。席间他们重看了一段手机里存了十年的旧视频，那是毕业那天谁也没注意拍下的三秒钟。

县城中学的车棚按班级划分区域，靠墙的最后一排停的都是没人管的旧车，车圈锈成一片褐色。男生那辆车的链条掉了半年，他从不修，只把它推到最里面那个位置——站在那里抬头，正好能看见三班教室的最后一扇窗。下雨天他绕远路从三班楼下经过，把车停在檐下，装作在紧车座。学期结束前一周，车棚贴出拆除通知，要求三天内取走。他最后一次去取车时，链条已经装好，车座上压着一张折成四折的纸条，上面写着「链条我修好了」，没有署名。他把纸条放进校服口袋，推着车走出校门，路过三班楼下时没有抬头。

校园广播站的午休时段有明确规定：只放歌，不念通知，理由是通知容易吵醒趴在桌上的人。两个值日生隔周轮换，一个习惯在歌与歌之间插几句闲话，讲讲昨天谁在球场上摔了跤；另一个只管按播放键，一首接一首，中间不留空隙。第三周第二天，功放的一个声道突然没声，备用的也接不上。两人只好把话筒打开凑时间，从食堂这周涨价的排骨聊到期末排名的算法，还接了三个路过的同学进来坐下说话。四十分钟被撑满，铃响时谁也没提要关话筒。那年之后广播站并入校宣传部，午休时段重新只放歌，再没开过话筒。

高三下学期的周一，她发现校服第二颗扣子不见了，翻遍书包与课桌抽屉，又沿着食堂到教学楼的路找了三遍，直到第三天也没有结果。周四课间，同桌从铅笔盒里推过来一颗扣子，说是上周在楼梯口捡的。她收下，用家里的针线缝上去，针脚比别人密。之后两人照旧说话，谁也没再提这件事。毕业那天拍合影，她站在同桌侧后方，才看见对方校服第二颗扣子也是后缝的，走线颜色与自己缝的那颗一模一样。仪式结束后她问了一句线是从哪来的，同桌说家里一直有。影片最后停留在一张毕业照的局部，两颗扣子在同一排里颜色最深。

他的迟到不是睡过头。每天早上五点半要先到菜市场帮母亲看摊，六点四十把秤与零钱交接清楚再骑车赶去学校，到校门口总差十分钟。班主任在讲台边的墙上贴了一张迟到记录表，一格一格填名字，一百天下来他那一列排在最上面，谁路过都能看见。他从来没解释过，也没请过一次假。第一百零一天他提前二十分钟到了教室，因为那天早上菜市场的摊子关了，母亲的手腕要动手术，摊位转给了别人。早自习的铃响之前，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人，他翻开书又合上，突然不知道该做什么。影片最后是他的手在课桌边缘来回摩挲，桌面上那道旧刻痕被他磨得发亮。

值日表贴在教室后墙，用铅笔写，每周一换。男生看了三周，发现自己每次都被排在周三，而周三的值日搭档恰好是同桌。第四周他趁午休把自己挪到周五，第二周这个名字又回到了周三，笔画和原来一样。他没有再动，只是每次值日都提前十分钟到教室。学期末大扫除，他顺口问了卫生委员一句，才知道每周换名字的人就是她，理由也简单：周三下午有体育课，全班从操场回来鞋底带沙，教室最难扫，而他是那一列里唯一没抱怨过的人。影片最后是墙上的值日表被揭下来，纸张背面露出前几个学期的旧表格。

暑假最后三天，同一条巷子的四个孩子商量好分工：一人负责数学，一人负责语文，两人各分一半英语与物理，写完在夜里隔着院墙交换。写的时候办法各不相同，有人把答案先抄在草稿纸上再誊清，有人直接照着念。开学交作业，老师把四本摊在办公桌上对照，字迹完全不同，错的地方连标点都一样。四人被叫到办公室站了半小时，谁都没有推卸。出来时天已经黑了，路灯刚亮，他们沿着巷子走了很久才各自回家。之后很多年，这四个人在不同城市工作，聚会时仍会说到那三个晚上，说那是他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分工，也是最后一次把作业写得那么齐心。

雨天照常训练是队里的老规矩。跑道积了水，原本的交接区标志被泡得看不清，教练干脆把整节课改成雨中接棒，理由是比赛当天也不会有人替他们擦干场地。全队最慢的那个队员第二次滑倒时膝盖磕出了血，第三次摔倒后他没有再爬起来，而是把接力棒举过头顶，等队友跑回来接住。教练站在边上看着，没有喊停。训练结束，没有人换衣服，全都站在雨里等名单。选拔结果贴出来那天，他的名字在第十八位，留了下来。影片最后是他在干燥的跑道上做交接练习，脚下没有水，动作和雨天那一次完全一样。

复读班的自习室从晚上七点开到清晨，谁都可以留下来，前提是自备台灯与外衣。影片跟拍其中五名学生整整三个月：有人固定在靠窗第三排，凌晨三点还在背单词；有人习惯趴在桌上睡，翻开的书压在脸下面；有人一周写一封信回家，写完又撕掉，纸屑每天装满一个塑料袋。他们之间很少交谈，最常发生的事是替对方把灭掉的台灯重新按亮。期末考结束那晚，十一点整层楼的灯第一次全部熄灭，走廊一片黑。管理员说是要检修线路，其实线路并没有问题。五个人站在楼梯口等到眼睛适应黑暗，才一个跟着一个下楼。

美术生背着画板与颜料坐了两天火车去外地参加校考，同行的是三个来自不同画室的学生，彼此只在报名点见过两面。四人在学校附近合租了一间没有窗的旅馆房间，屋里只有一盏台灯，他们商量好每人用一个半小时，轮流画速写，剩下的人靠着墙眯一会儿。考试那三天下雪，颜料在考场外冻得发硬，他们互相借开水化开。考完在车站分开时，谁都没有说以后再见。几年后，其中一位搬家时翻开旧画袋的夹层，发现另外三个人当年各留下一张速写，背面写着日期，都是考试前那一晚。

分数出来那天，他在网吧刷了三次页面，与想报的那所学校差三分。家里提过复读，他自己算了算，第二天就填了另一座城市的普通院校。影片用四年跟拍他：大一想转专业，笔试差了七分；大二跟着老师做项目，暑假留校没回家；大三在图书馆遇到一个当年分数比他高的人，两人一起准备竞赛，最后是他拿了名次。毕业那天他收到一份研究生录取通知，学校正是当年差三分的那所。他把通知书和一张四年前手抄的分数线并排放在桌上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把那张抄着分数线的纸折好，夹回旧书里。

教室里的课桌都是毕业班留下的，桌面上刻满了字。靠后门第二张桌子的右上角刻着两个名字，中间被橡皮反复擦过，木屑掉了薄薄一层。影片从这张桌子的初一开始跟，每学期换一批使用者：有人用小刀把名字刮掉，有人第二年照着痕迹补刻回去，还有人只是把橡皮屑吹干净，什么也不做。初三那年桌子被搬去仓库，半年后又被搬回来，原因是新桌子不够用。毕业前最后一次大扫除，最后一个使用者借来刨子，把整张桌面刨平，刨到那两个名字的位置时放慢了速度，最后留下的只有它们。影片结束在教室外的走廊，还能听见刨木的声音。

少年宫要拆的消息贴在门口公告栏上，只写了搬迁日期，没有写原因。曾经的学员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回去看，走廊里没有开灯。旧楼还留着当年的合唱教室、蒙了灰的把杆与三架走音的钢琴，墙上贴着十几年前的学员名单，边角已经卷起。他在三楼走廊遇到当年的老师，两人隔着两米站着，谁都没有先叫出对方的名字。最后他坐在琴凳上弹了一段练习曲，第三小节弹错了三个音。老师站在门口说，还是这几个地方容易错，以前你就是这样。他说是。下楼时拆迁队已经开始量墙。

校广播站的规矩是点歌只收纸条，不署名，也不接受现场插播。整理旧档案时，新站长在一只铁盒里发现一叠同样大小的纸条，点的都是同一首歌，时间集中在每周五下午，持续了两年，前后没有写过一句留言。纸上的字迹从铅笔变成钢笔，笔压越来越重，背面能看到清晰的凹痕。那首歌本身并不新，也不在人人都会唱的名单里。新站长把最后一张留下没有播，而是用图钉贴在站内的留言板上。歌照常在周五放了，只是这次没有念出点歌人。影片结束在站内的调音台上，指示灯一亮一灭。

校门口的小卖部有本专门的赊账本，横线纸，一笔一划写名字与金额，最少的五毛，最多的一次是三十七块——那是一个学生给全班买生日蛋糕。老板娘从不催账，只在每年六月毕业前把本子摊在柜台上说一句，记得的话就还点，忘了就算了。影片以一年为周期拍下货架的变化：开学前的文具、夏天的冰柜、冬天的烤肠机，还有学生买了又退、退了又买的东西。店要转让那天，她把账本从中间撕开，说这些账早就还清了，很多是拿平时帮她搬货顶掉的。撕完她把纸投进炉子，火苗窜起来时她转身去关冰柜。

毕业典礼那天下暴雨，原定在操场的流程改到礼堂，座位按班级重新排过，很多人在里面站了两个小时。雨停的间隙，一群学生跑到操场上，把校服摊在塑胶跑道上，用记号笔轮流签名，签完举起来撑开晾。第二场雨来得比预报早，字迹被冲淡了一半，几个名字只剩笔画的开头。有人提议回礼堂重签，大家商量了一下，没有那么做，把半干的校服卷起来抱走了。影片最后镜头落在主席台旁边那张座位表上，纸被雨水泡得发皱，几个名字糊成一团，只有班级编号还能看清。

整理校史档案时，老师在最下层的抽屉里翻出一叠无人认领的奖状，用橡皮筋捆着，最早的一张是三十年前的。奖状上的名字大多查不到，因为当年的班级早已合并，学籍表在几次搬迁中丢失。她按名字一个一个打电话，问了七天，只找到一个还住在本地。老人接到电话时正在菜市场，听完之后说奖状不要了，放着吧，但希望能知道当年是谁替他报的名——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填的表。老师回去翻了三天班会记录与班主任手册，没有找到答案。影片最后是那叠奖状被重新捆好放回原抽屉，橡皮筋换成了新的。